應詔集
漢高帝論有進說於君者，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，則用力寡矣。人唯好善而求名，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，不義可以劫而退。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，徒手奮呼而得天下，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，安知所謂仁義者哉。觀其天資，固亦有合於仁義者，而不喜仁義之說，此如小人終日為不義，而至以不義說之，則亦怫然而怒。故當時之善說者，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，亦惟曰如此而為利，如此而為害，如此而可，如此而不可，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，蓋亦未嘗遲疑。
天下既平，以愛故，欲易太子，大臣叔孫通、周昌之徒力爭之，不能得，用留侯計僅得之。蓋讀其書至此，未嘗不太息，以為高帝最易曉者，茍有以當其心，彼無所不從，盍亦告之以呂后，太子從帝起於布衣，以至於定天下，天下望以為君，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，如百歲後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？所謂愛之者，只以禍之。嗟夫！無有以奚齊、卓子之所以死為高帝言者歟。叔孫通之徒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，獨有廢嫡立庶之說，而欲持此以卻之，此固高帝之所輕為也。人固有所不平，使如意為天子，惠帝為臣，絳灌之徒，圜視而起，如意安得而有之，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為王之利也？如意之為王，而不免於死，則亦高帝之過矣。不少抑遠之，以泄呂后不平之氣，而又厚封焉，其為計不已疏乎？
或曰：呂后強悍，高帝恐其為變，故欲立趙王。此又不然。自高帝之時而言之，計呂后之年，當死於惠帝之手。呂后雖悍，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侄。惠帝既死，而呂后始有邪謀，此出於無聊耳，而高帝安得逆知之。
且夫事君者，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，以樂從吾說，而欲以勢奪之，亦已危矣。如留侯之計，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，特以其勢不得不從，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，使周昌相之，此其心猶未悟，以為一強項之周昌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，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。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，無如高帝，然至此而惑，亦無有以告之者。悲夫！